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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四川“主席”儿子被判死刑他率四万人起义结局如何?

2021-07-21 21:09   编辑:admin   人气: 次   评论(

  香港六和开奖现场报码169,1948年11月18日,在江苏邳州,一位中将被解放军俘虏。他的名字叫作王泽浚。依据他所犯下的罪行,当时就被判处了死刑,但最终的结果却并非如此。

  王泽浚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了川渝地区,他的老父亲王瓒绪马上就采取了行动,给有关方面写了一封公开的信件。大致的内容便是请求不要杀死王泽浚,考虑到战时的特殊情况,王泽浚便被关押到当地的监狱,暂时没有执行死刑。

  此后,王瓒绪便多方设法营救爱子,最终在1949年12月底,率领4万人在四川起义。这其中有时局的因素,也有私人的原因,顺应历史潮流的王瓒绪保全了自己,也保全了他的次子王泽浚。

  王泽浚因为这一层缘故,由判处死刑变成了无期徒刑。而执掌四川的“主席”王瓒绪,也因和平解放成都且接受改制,在人民政府内部任职。

  站在客观的历史角度来看,王瓒绪父子双双在狱中离世的结果,是他们的咎由自取。王氏父子在执掌四川时,大肆地搜刮民脂民膏且屠戮地下党员,手上沾满了四川人民与革命烈士的鲜血。

  然而,历史并不能非黑即白地来看待,王氏父子虽然犯下了诸多的罪行,但他们依旧有着积极进步的一面。我们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,或许能够从他们矛盾重重的一生中,体味到那个时代的无奈与挣扎。

  王瓒绪由1885年出生于四川西充的普通家庭,在那个人命危浅的时代,川蜀地区盘踞这种种势力。这便注定了一个人想要出头,要有非同于常人的铁腕手段,这些手段往往都是不太光彩的。

  ),几年后毕业的王瓒绪正式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,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,1916年任川军第16师师长,直到1936年被授予国军中将的军衔。

  王瓒绪的发迹时间在1921年前后,与当地的军阀和政客瓜分了“汉川铁路”的10万银元款项。有了钱之后的王瓒绪摩拳擦掌,连永宁道道尹的官都不做了,跑到汉口地区招兵买马。

  他贿赂了湖北督军萧耀南的门衙,购得汉阳步枪2400支、重机枪6挺以及子弹若干。在将这些辎重运到了夔府(今奉节县)后,招收了四川与湖北交界处的大量农民,队伍壮大到了3000余人,这便是“夔府成军”。

  凭借着这2个团1个营的兵力,他在1922年投奔了自己同学杨森,开始在诸多小军阀中崭露头角。这便是王瓒绪发家的第一步,他的第二步操作则更令人不齿——背叛杨森,投靠刘湘。

  在那样一个年代,没有靠山很难在诸多的军阀中立足,杨森的“又用又疑”令王瓒绪很是头痛。为此,他狠下心来施行了“苦肉计”,并命令全部的官兵效仿他。

  果然,杨森对他的这一套很是受用,王瓒绪在1924年兼任了成都市政督办。上任之后的王瓒绪,利用自己手中的实权大肆招兵买马,他要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“王家军”。

  彼时的四川境内“袍哥”文化盛行,这种拉帮结派的组织,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。于是,王瓒绪便根据川人的这一特点,大量地将自己家乡西充的子弟拉来入伍,军营中的中高级将领清一色都是西充老乡。

  这种方法虽然非常“土”,但实际的效果很明显。当年曾国藩筹建湘军的时候,湘乡子弟展示了无与伦比的团结和战斗力。很快,王瓒绪的队伍壮大了起来,与此同时他的心思也活泛了起来。

  1925年,王瓒绪不愿再臣服于杨森的羽翼之下,开始有意地向敌对的刘湘靠拢。

  1925年,王瓒绪正式地发电宣布拥护刘湘,随后取代了杨森成为国防军十六师的师长。当然,这件事情其实也不能完全怪王瓒绪,只能说杨森的格局还是太小了。

  在同年4月份的军事会议上,杨森表面上将王瓒绪升为第一师师长兼第一路总指挥,却不给予相应的弹药补给。既要马儿跑得快,又不给马儿吃草,杨森显然是打错了如意算盘,王瓒绪不可能将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,全部押在杨森的身上。

  而反观另一方面,刘湘对王瓒绪反而厚道得很,他以“盐运使”为条件买通王瓒绪,这是一个实打实的肥差。

  这样,摆在王瓒绪面前的有两条路:第一,帮杨森打刘湘,败光自己的家底;第二,拥护刘湘反对杨森,还能有得赚。

  但王瓒绪并非是看中了刘湘的那点好处,他投靠刘湘的最大目的,是为了能够摆脱杨森,最终形成“三足鼎立”的局面。

  果不其然,有着“森威将军”之称的杨森,被刘湘打得落花流水。极为狼狈的他逃亡汉口,投靠了吴佩孚且担任要职,1年以后再次与刘湘分庭抗礼。

  刘湘与杨森的交恶,王瓒绪生存的空间,他开始逐渐摆脱刘湘的控制。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,王瓒绪已经成为与刘湘、杨森并立的四川军阀,只不过明面上他还在刘湘麾下。

  王瓒绪在担任了盐运使的职务之后,发现盐务实际上被刘湘的“财政管家”刘航琛控制着,为了摆脱这种控制,他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手段——大肆收受贿赂。

  王瓒绪收受贿赂的对象有两类人,一类是他手底下办事的盐务官员,他利用自己手中的生杀夺予之权,逼迫这些人“吐出赃款”;还有一类则是大大小小的盐商,王瓒绪通过巧立各种名目,甚至是公然地索要,来达到中饱私囊的目的。

  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最后都进了王瓒绪的口袋,他用这些钱招兵买马、扩充军备,并且修建了极为豪华的住所。同时,王瓒绪还积极地培养自己的儿子,尤其是次子王泽浚,被认定为他的接班人。

  或许有人会说,王瓒绪的钱是“劫富”来的,因为他敲诈的对象主要是官员与盐商。但我们不要忽略的是,封建时代的社会模式是金字塔状的,真正受到剥削的是底层的盐工,王瓒绪等军阀伤害的是这些人。

  王瓒绪将毕业后的次子留在自己身边,担任了“王家军”中的旅长,他便是解放战争时期被俘的王泽浚。

  假设出身于底层的王瓒绪还有一丝悲悯之情的话,那么含着金汤匙长大的王泽浚,则完全是一个丧失了人性的魔王。实际上,被判死刑的王泽浚有两类身份——罪犯和战犯,这两类罪行都足以让他被枪毙。

  那么,王泽浚为什么会被称为恶魔呢?我们来看他在西充地区犯下的罪行就知道了,倘若不是抗日稍微有点功绩的话,这样的人注定要成为历史的渣滓。

  首先一点,王氏父子自始至终都对川蜀地区的地下党进行疯狂的打击,这是他们无法洗白的罪行。但即便是抛开这一点不提,王泽浚的犯罪记录也足够触目惊心,几乎能够用丧失人性形容。

  这样草菅人命的心态和做法,使得家中的佣人敢怒不敢言,他们根本无法诉说自己的冤屈。王泽浚的脾气极度暴躁,他对于这些佣人不是打就是骂,这样的事情在王家公馆简直就是家常便饭。

  这还仅仅是王泽浚累累罪行中的冰山一角,除此之外,他做出的惨绝人寰的事情不计其数。

  王泽浚的母亲久病不愈,于是他便根据民间传闻的偏方,残暴地杀死被关押的囚徒。目的便是取出这些人的肝脏,然后做成药引子给母亲治病,效果当然是适得其反了。为母治病无果的王泽浚,此后又是大发雷霆,不少人因此惨死。

  他在军中也以残暴著称,对于手下的士兵非打即骂,根本毫无人性可言。更为恐怖的是,他的下属如果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办事,很有可能会被他当场射杀。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,以致于军中的将领每次去见他都战战兢兢,生怕惹得这位太岁不高兴。

  其他诸如欺凌弱小、贪污受贿、欺行霸市的行径,更是可以用“罄竹难书”来形容。但即便是如此,王瓒绪还是异常看中自己的这个儿子,铁定了心要将他培养成为自己的继承人。

  自刘湘死后,王瓒绪成为了四川地区的实际负责人,王氏父子的某些过分行为更是无遮无拦。故而,即便是1949年年底,王瓒绪率领4万余人起义,在客观上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,仍旧无法使得其子王泽浚出狱,他本人也在晚年死于狱中。

  但是,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看他们的缺点,同样也要看到他们的优点。王氏父子纵使在川蜀地区恶行累累,但他们也有客观上的积极贡献,尤其是出身底层的王瓒绪。

  首先我们应当肯定的一点是,王瓒绪还是有着心系民生的一面,他在川蜀教育事业上的贡献可圈可点。早在1920年,王瓒绪担任川南道尹的时候,便积极地推动新文化的事业,虽然这是他第一次从政。

  “兴农田、水利、筑路、改良监狱、奖励留学;聘请卢作孚为川南教育科长,推行新文化运动;改革川南师范学校,聘请恽代英到校任教。”

  王瓒绪本人还是愿意做一些实事的,但他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之中,有些做法实属是迫不得已。比如他依靠瓜分“川汉铁路”的10万银元起家、在杨森与刘湘之间反复选择,也有着客观上的无奈之处。

  在那样的一个年代,小军阀想要活下去而且有一番作为,文绉绉地做事是行不通的。

  王瓒绪在担任了盐运使之后,算是看清了刘湘的真实面目,这并非是他想象中的肥差。刘湘重用刘航琛管理经济,给予了他相当大的权力和地位,而后者也让他达到了收支上的平衡。正是由于这样,王瓒绪和刘航琛之间爆发了矛盾,原来刘湘给予他的不过是空头支票。

  王瓒绪被迫接受了高额的盐税,而且还必须不断地补缴以往的欠税,他在里面并未捞取到什么油水,反而惹上了一身的麻烦,这也是他大肆收受贿赂的原因之一。

  但总的来说,他要比刘湘、杨森之流好得多,他对于川蜀地区的教育贡献相当突出。

  王瓒绪的确收受了盐商的大量的贿赂,但这些钱有一部分被他拿去兴办教育,而且影响今天西南教育的格局。

  “巴蜀学校自开办18年以来,学校所有经费完全由校董事长王缵绪一人承担,除去支付现金之外,他将新建的临街铺面37套房屋长期出租以供养学校正常开支。”

  这件事被铭记在西南教育史上,1933年2月重庆巴蜀学校正式开学,王瓒绪自任为董事长,此后一直不余遗力地支持教育事业。可以说,在那样战火纷飞的年代创办教育,其难度并不比带兵打仗简单,甚至还要更难一些。

  毫无疑问,王瓒绪是乱世之中的绿林豪杰,他的很多做法都有着浓厚的江湖气息。他并非是什么完美的人,他有着尔虞我诈、背信弃义、欺上瞒下的一面,但他也有着热心教育、建设家乡、回报家国的一面,这些特点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。

  是时代造就了他,同时他又与千千万万的人一起,共同造就了那个时代。王瓒绪民国军阀诸多军阀中的一个缩影,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,这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 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在这般万分紧要的关头,原本是一盘散沙的川系军阀反而团结了起来。他们开始将矛头共同对准倭寇,暂时将彼此的恩怨放在一边,川军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  客观地来讲,川军的装备与人员都是较差的,这是清末至民国军阀混战的必然结果。浴血奋战的川军行伍之中,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原先是农民,甚至有不少人所持的是冷兵器。但即便是如此,川人的热血也从未冷却过,他们的心中始终怀揣着家国梦想。

  “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,组织人民,动员物资,遵照抗日建国纲领,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。”

  这是朱老总在信件中对王瓒绪的规劝,即便后者在1935年前后,对绵阳、江油、大邑等地的红军进行围剿。但此时老总以为当以大局为重,抛弃往日的仇恨共抗外敌,这深深地打动了王瓒绪。

  他首先在四川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改革,在税收、教育、民生、反腐等方面,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

  “莫要开口说四川,我们是中国人。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,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民族独立的金字塔,决心先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。”

  这是在抵达湖北之后,王瓒绪对将士们的勉励讲话,此时的他已经将抗击日寇当成了头等大事。他每每身先士卒在现场督战,期间数次负伤乃至差点牺牲,半生经营的“王家军”损伤大半。

  以“坚守大洪山”为例,来势汹汹的日军几乎占领的全部要塞,出于劣势的王瓒绪只能不断周旋,因此他也得到了“大洪山王老推磨”的称号。这种笨拙而顽强的打法,拖住了日寇西进的行程20余日,为四川地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
  大量原本在观望中的军阀,此时也纷纷地投身到抗日中来,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。王瓒绪不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,他的儿子也投身其中,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在抗日这件事情上,他们是一对父子兵。

  王瓒绪与王泽浚的“抗日名将”的身份,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的,西南地区还保留着他们的故居。

  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发生后,担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四四七旅旅长的王泽浚,主动电告国民政府请缨抗日。

  武汉会战中,他两次督军在前线与将士抗战,有效保卫了安徽宿松县城。同时,他还控制了日寇前往合肥的交通线,有效地牵制了敌人。

  王泽浚虽然脾气异常暴躁,但他在战场上可以算得上有勇有谋,诸多的战役中他的成绩都可圈可点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他在1940年便被任命为第四十四军的中将军长,王瓒绪选他做接班人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

  “坚持抗战到底,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,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。吾兄领袖群伦,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,组织人民,动员物资,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,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。”

  朱老总在得知了王瓒绪的抗日举措后,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美他,这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官方在此事上对他的态度。

  但是,在解放战争时期,王泽浚兵败被俘,成为了阶下囚被判处死刑。而他的父亲王瓒绪见大势已去,在反复犹豫之中,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

  这是1949年11月,手下人对王瓒绪的劝诫,彼时的他正在四处招兵买马,做出抵抗解放的姿态。其实,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家大势已去,四川的解放是历史潮流。但王瓒绪有自己的苦衷,或者说,他在等待一个时机。

  王瓒绪的回复显得十分无奈,颇有些听天由命的味道,他知道自己的抵抗是徒劳的。但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,刘文辉、邓锡侯等人纷纷宣布起义,蒋介石等人见状逃离了成都。

  这对于王瓒绪来说是一个机会,此时的朱老总也写信给他,劝他放弃抵抗接受解放。

  在反复思量过之后,王瓒绪最终率领4万多人在成都和平起义,1949年12月27日成都正式和平解放。12月31日,贺龙元帅率部队进入成都,王瓒绪发文解除武装接受整编,他由“抗日将领”成为了“起义将领”。

  王瓒绪的这个大动作不仅救了他自己,同时也救了他的儿子王泽浚。由于和平解放成都的缘故,王瓒绪的次子王泽浚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,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

  虽然王氏父子最终的结局如出一辙,但笔者以为,我们不能以“非黑即白”的观点去看待他们。相反,我们在理清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的同时,对于他们的客观功绩也应当认可。

  古人常云,读史使人明智。这句话是有道理的,历史的深邃与伟大之处,在于启迪人的智慧。

  以王氏父子充满种种矛盾的传奇人生来看,我们显然很难界定他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,善恶在他们的身上并没有明显的界限。但是,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上来看,他们都是属于那个特殊时代的人,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他们前进,他们也是洪流中的浪花一朵。

  王瓒绪有着极其反复阴鸷的一面,工于心计的老江湖特性,使得他能够在互相厮杀的军阀混战中活下来。但同时,他又有着极为热血光明的一面,他对于民生与教育的投入是不余遗力的,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与前途还是十分看重的。

  事实上,王瓒绪的形象与我们想象中的并不一致,他并非是满脸横肉的武夫。相反,他总是和顺幽默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,而且他对文化有着极度的向往之情。

  王瓒绪日常生活实际上相当朴素,他最大的爱好便是书画翰墨,当时许多著名的画家、书法家都与他有着往来。其中最有名、交往最深的,当属近代画坛上首屈一指的白石老人,虽然两人在日后交恶,但他们之间还是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  其他的如黄宾虹、黄炎培、梁漱溟等,都与王瓒绪来往密切,这些人都是民国时期鼎鼎有名的文化巨擘。除此了向这些人交流之外,王瓒绪还收藏了大量的书画作品,他在1952年将其悉数捐出。

  现在的西南博物馆、三峡博物馆中,仍旧有着大量的王瓒绪的藏品,其中的不少都属于精品,这也是王瓒绪为川蜀地区做出的客观贡献。

  复杂的年代造就了一批复杂的人,他们的过往已然消失在荒烟蔓草中,但他们的影响客观上依旧存在。

  当我们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,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便从纸上跃然而出,他们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那般刻板。相反,他们面临着太多太多的抉择与无奈,其中的甘苦或许只有他们能够体味。任何人都不过是时代洪流中的一员,被时代裹挟着前进是历史的常态,个人的挣扎与悲喜与时代息息相关。

  王瓒绪父子的一生实在是过于传奇,关于他们的是是非非,自然有后人给出评价。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,它不会饶恕任何人的罪孽,也不会忘记任何人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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